我一直都对运动很感兴趣，我也知道我是个很好的运动员。从小学时代开始，我就是所有径赛队伍的队长。我一直都向往着参加奥运会。当然，能够参加奥运会是我的理想。我是跨栏世界记录的保持者，也是哈佛－耶鲁大学跳远比赛记录的保持者。我也常关注世界各地的比赛；我知道我够资格参加奥运会，因为我在预选赛中获胜了。

我和我的室友 Norman Cahners 曾经上过波士顿的报纸。当时的报纸刊登了我们在哈佛－耶鲁大学比赛中获得了六枚田径比赛金牌的照片。Rabbi Levy 是波士顿一家改革派以色列会堂的领导人，他在全美国各地都广受尊敬。他看到了报纸报导，知道我们可能是参加奥运会的候选运动员，表示想要和我们谈谈。我在以色列会堂接受过坚信礼，因此当他们邀请我们——我和 Norman Cahners——前往时，我们欣然同意了。

我并不知道他们想谈什么，只知道是关于奥运会的。他们告诉我们在德国发生的可怕事件和纳粹政权。这使我和 Norman 都感到十分震惊。他们建议说，因为所有这些问题，也许不去参加奥运会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主意，这也等于是我们表达抗议并抵制奥运会的立场。这个想法出乎我们的意料。他们试图向我们解释，如果我们确实采取了抵制奥运会的行动，我们永远不会后悔。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想法，因为在德国发生的可怕事情实在令人惊骇。Cahners 和我都决定要抵制奥运会。我们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。

我和哈佛大学的田径教练谈了这件事。我们把我们的意向告诉了他。他试着劝阻我们不要这么做。他说，他认为这么做不会产生什么作用，我们应该参加最后的预选赛，努力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。但是我们不想那么做。

我们抵制奥运会之后，没有人来和我们谈话或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就此发表声明。我认为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我们抵制了奥运会。

我回想当时的决定，设想我是否有可能赢得（笑）银牌或金牌或随便什么奖牌，每次我去看奥运会时——我去过三次——我都会特地观看跨栏和跳远的比赛，我总是设想我自己（笑）在这些项目中可能获得一枚奖牌的情形。